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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语札记:延安时期缔造更始的汉语词汇(中)

鹤鸣九皋,声闻于野。延安时代的词语,带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穿透力,雕琢进文化江山,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。  中国人在延安时代(1935—1948),创造和创新了一批汉语词汇,这些词汇带着历史的风云吹拂东方大地,有的已经经典化,许多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词汇,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用语。笔者从《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)及尚未出版的续作中改写一部分,增写大部分,计60余则(涉及词语近百条),以管窥“延安时代”词语创新乃至思想创新之一斑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》  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 1939年1月12日,针对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国共摩擦现象,明确指出:“关于摩擦问题,我们的原则是: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”(《年谱(1893—1949)》中卷)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说:“这是我送你们的一根打狗棍。”(参见陈昌奉口述《跟随毛主席长征》)此后,他反复强调这个原则,展示出一种谦卑而强悍的姿态,可谓“毛氏战争律”。横山说书人韩起祥创作两句唱词解释毛主席的这个名言:“他若不咬,咱不招架;他若咬起,咱戳狗牙。”  有理有利有节 三个“有”构成一个平等的复合句,为所原创。实行“限共与摩擦”政策。中国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,提出了“有理有利有节”的斗争方针和斗争艺术。1940年4月26日,他在一份电报中说:“在战争区域,特别是在敌人后方,我应放手发展武装,建立政权,建立根据地,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,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顽固派。”(《年谱(1893—1949)》中卷)“有理有利有节”这个位置,于政治、于军事、于道义、于观瞻皆为有利,是个最佳位置。这个位置,足以置对方于困难、尴尬、无奈及万般气短之中。  亡头 作家舒群在《枣园之宴》中写道,在延安,他“亲聆毛主席教言,以及创造性的俗语新词儿——‘豆芽菜’‘理发员’‘亡党’‘亡头’‘屙屎’‘屙尿’(系指作品的肮脏、龌龊)等等,久矣多矣”。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:“如果不纠正错误,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就要发展,就要亡头,你这个头也要亡掉。”“亡头”一词是的创造,指的是“丧其元”,掉脑袋。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一文中也说到“”: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,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,顽强地表现自己,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,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,改造世界。在这种情形下,我们的工作,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,说:‘同志’们,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,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,依了你们,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,就有的危险。”文学事关“”,这话别的政治家没说过,文艺家更没想到。“亡头”之论,体现了一个政党强烈的忧患意识。  扒手,政治扒手 1941年5月23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撰写的社论《谨防扒手》,其中谈道:“我们提醒全国的军民说: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上,不仅荆棘丛生,而且路旁随时有扒手在窥伺着,想乘我们的不备,窃取我们奋斗的果实而去。对于戴着朋友面具的扒手,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警惕!”这是首次将“扒手”作为政治词汇使用。“扒手”后来演变为“政治扒手”。将民间话语改造成政治话语,方便民众接受理解,这是的强项。  阳谋 “阳谋”一词脱胎于“阴谋”,首创者是。据萧军日记记载,1942年1月1日,对萧军说:“我向的联络参谋说了:你们看出些什么吗?并没有阴谋,只有阳谋,我下了命令了,如果何应钦不,我们不反他,他反我们就反,他停我们就停。”的“阳谋”一词在1957年彰显天下。什么叫阳谋?套用鲁迅先生的话,“阳谋”在武器库的外面竖一面大旗,大书道:“内皆武器,来者小心!”武库的门也开着,里面果然有几支枪,几把刀,一目了然。“阴谋”是紧闭武库的门,门上粘一个小纸条:“内无武器,请勿疑虑。”如果说“阴谋”是把真相藏起来,把你蒙在鼓里,从而使你上当受骗、十步溅血,“阳谋”则没有隐藏,没有保密,一切都是透明的,让你知晓,却让你不由自主地一头钻进死胡同,无法转身,被夺首级。这正如常说的“稳、准、狠!”  亲爱团结 《年谱》上说,1941年9月底,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,他讲的“亲爱团结”四个字,给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实早在1939年2月20日,致信张闻天中就出现了“亲爱团结”一词。将“亲爱”与“团结”两个词捏在一起,组成一个亲切和谐的新词。  四菜一汤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。陈云曾对一位同志说:“我这个组织部部长,连主席的健康也保证不了,中央委员一顿吃两个菜,我让给毛主席添了一个炒土豆丝,一个炒鸡蛋,端上去,主席问:‘为什么给我吃四个菜?’我没办法,主席一点也不要特殊。今后弄最贱的菜都吃四个吧。”(姜占春:《难忘的日子》)这是目前史料中见到的“四菜一汤”的最早来历。延安时期,中央党校校务部副部长伍能光说:“‘四菜一汤’的说法,是延安传来的。”(伍能光:《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中的后勤工作》)延安时期规定,党政机关宴请规格是“四菜一汤”。一次,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,通知伙房,准备“四菜一汤”,宴请周恩来。机关伙食管理员邓达夫与炊事员老黄一起商量做哪些菜,老黄说:“家底只有土豆、萝卜,还有几个鸡蛋,凑不够四个菜。”两人正抓耳挠腮犯愁,准备把土豆去皮、切片、穿孔,做成“莲藕”充数。这时周恩来的警卫员来了,给捎来一包四川榨菜,这样就凑够了“四菜一汤”。(参见陈俊岐的《延安轶事》,陈俊岐当时在中直机关工作)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,军民生活得到改善。边区群众过年都是八盘八碗乃至三十二盘三十二碗,中央机关、中央党校的食堂一直坚持“四菜一汤”。某年过节会餐,“四菜一汤”中有一盘红烧肉,陈赓将军悄悄将红烧肉暗藏桌下,冲服务员喊道:“这桌少一盘。”服务员补上一盘。会餐开始,陈赓将桌下一盘端上来,大声对邻桌宣布:“你们不跟陈赓一桌,就少吃一盘红烧肉!”众人大笑,服务员也忍俊不禁。延安创制的“四菜一汤”,至今仍在流传。  放下包袱 这个词产生于使用“包袱”的时代。革命同志的家当大都是一个包袱。革命者睡觉时,常常不脱衣服,头枕小包袱,随便一躺就睡下了,一有敌情,立即起来参加战斗。刚到延安时,“每天入睡,不是把棉袄卷起来枕着,就是拿几本书垫在包袱下面当枕头”(参见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的《延安轶事》)。“干部调动,说走就走……一个马褡袋子把全部家当都装走了,或是一个包袱往马背上一搭就出发了”(参见曹瑛的《延安生活体会》)。1940年10月,茅盾离开延安到重庆工作,把两个孩子都留在了延安,给他送行时风趣地说:“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,可以轻装上阵了。”(茅盾:《延安行》)“放下包袱”一词首见于的《学习和时局》(1944年4月):“为了争取新的胜利,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。”放下包袱,是借用日常之“物”的“包袱”,比喻人思想上的、精神上的“负担”,要人们放下思想包袱、历史包袱,轻装上阵。开动机器,就是说要解放思想,用思想器官考虑问题。  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,是从那里“化”来的。1943年3月,蒋介石发表《中国之命运》,其中说道:“如果今日的中国,没有了中国,那就是没有了中国。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,那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。”中国一听,立即反驳。1943年8月25日,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没有,就没有中国》,社论针锋相对地指出:“(让我们套几句‘中国之命运’来作本文的结束吧!)如果今日的中国,没有,那就没有了中国。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,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。简单地说,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。如果没有了,或是失败了,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,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,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。从此世界地图上面,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。”《解放日报》的这篇社论经过的修改,许多话语是加写的。这篇社论一发表,“没有,就没有中国”这句线岁的员曹火星,在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创作了歌曲《没有就没有中国》。后来,把歌名改为《没有就没有新中国》。“没有,就没有新中国”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。1943年8月25日,延安《解放日报》  中国作风,中国气派 1938年10月,在《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中说:“洋八股必须废止,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,教条主义必须休息,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。”首次提出“中国作风”“中国气派”,这是他为中共定标准,也可以理解为他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建立的标准。这两个词语中,包含形象、内容、形式、语言、文风等诸多要素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。这是一个崭新的充满力量的说法,目的是以鲜明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政党之林、世界民族之林。  党八股,洋八股 这是采取仿词法,在“八股文”一词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新词。1937年6月5日,在《群众工作问题》一文中说:“中国十五年来的传统,有正统,也有若干不良的习惯即‘某些错误的传统’,不良的习惯中,有‘党八股’。”(《文集》第一卷)这是较早地使用“党八股”一词。1942年2月8日,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《反对党八股》的演讲,列举了党八股的“八大罪状”,从而将“党八股”这个词推向流行词。  实事求是 “实事求是”是中国的思想路线,是中共的核心概念之一。“实事求是”本来是句古语,最早见于《汉书河间献王传》。走上政坛的,面对一些人唯上、唯书、“言必称希腊”的行为,把“实事求是”这个词拿过来,旧瓶装新酒,进行理论提升,注入新的精气神,从而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“实事求是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。1941年5月,他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中号召中国人学习和践行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。他解释说:“‘实事’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,‘是’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,即规律性,‘求’就是我们去研究。我们要从国内外、省内外、县内外、区内外的实际出发,从中央到地方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,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,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。”(《选集》第三卷)这一刻,新思想使一个老词语有了新的意义。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还提出,人“靠实事求是吃饭”。说:“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。”说:“‘实事求是’这句普通的成语,在中国已经用了近千年,而毛主席对它做了新的解释和阐发……他用这句成语教育全党同志首先是领导干部,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,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,作为行动的指南。”(《七十年奋斗与思考》)《整风文献》,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  整风 这个词起源于延安。1942年2月1日,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报告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》(1953年收入《选集》时改名为《整顿党的作风》),其中提出:“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,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,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。”这句话简称“整顿三风”,又精简为“整风”。“整风”是一个创举。自从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,谁都没有搞过这样一个自己“整”自己的“整风”。整风是自我学习、自我修正、自我革命、自我完善,是中共的一个微妙,一个公开的秘籍。整风,升华为一种精神和气质,成为中共性格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。“整风”是和的词典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。  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 这两个词,都是老词、老话。“惩前毖后”典出《诗经周颂小毖》,“治病救人”典出晋代葛洪的《神仙传》。把“惩前毖后”“治病救人”两个词拿过来,整合到一起,作为整风的一个方法,可谓仁心妙手,浑然天成。1942年2月1日,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《整顿党的作风》,其中说道: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,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:第一是‘惩前毖后’,第二是‘治病救人’。”保有古典文字,装入新的内容,实现两个词语的脱胎换骨。从此以后,“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”就成为中共词典中最流行、最常用的词语之一。  批评和自我批评 1937年8月,在《矛盾论》中指出:“不同质的矛盾,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矛盾,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。”“延安整风”中,广泛开展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,用“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”这个公式(这是提出的公式),促进党内团结,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批评和自我批评,是整风之,是中国文化谱系之独特心法,是发明的群体修身运动之新道德,也是中共异质于其他党派的一大特征。批评是矛头对人,自我批评是刀口对己。批评是帮人打扫灰尘,自我批评是自己打扫自己身心的灰尘。批评是外力,是从外面打入;自我批评是由内向外,是内心的觉悟后的自我袒露。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,一内一外两统一,帮助同志与检讨自己兼备,自我革命,刮骨疗毒,将每一个革命者洗涤得干净纯洁。  脱裤子,割尾巴 这样通俗的词汇是创造、他的秘书传播的。首见于《解放日报》1942年3月9日发表的撰写、修改的社论《教条和裤子》。“脱裤子、割尾巴”都是比喻。“脱裤子”是把“尾巴”露出来,目的是“割尾巴”。“尾巴”指的是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等缺点;“割尾巴”,就是把身上的毛病割除掉。“脱裤子”“割尾巴”两个词很民间、很通俗,用这样的民间俗语写报纸社论、搞政治宣传,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。所以,它在延安整风中迅速传播开来,成为期间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。《解放日报》1942年3月9日社论《教条和裤子》  有的放矢 这是的创词,用以形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。词源于宋代叶适的《水心别集》:“论立于此;若射之有的也;或百步之外;或五十步之外;的必先立;然后挟弓注矢以从之。”“有的放矢”首见于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,1942年2月1日,他在中央党校的演说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》中说:“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,怎样互相联系呢?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,就是‘有的放矢’。‘矢’就是箭,‘的’就是靶,放箭要对准靶。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,就是箭和靶的关系。有些同志却在那里‘无的放矢’,乱放一通,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。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,连声赞曰:‘好箭!好箭!’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。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,几乎和革命不。马列主义之箭,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。”(《选集》第三卷)有的放矢,讲的是方,也是世界观。说: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,我们要能够精通它,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。如果你能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,说明一两个实际的问题,那就要受到赞扬,就算有几分成绩。”他还强调:“你熟读一百本书,也还是零分,但能解决一个实际问题,就是100分。”(苏惠:《去延安参加七大》)作者介绍:胡松涛,作家,学者。著有《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》《辋王维》《〈心经〉初见》《民间的阳光》《嚼雪录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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